孤單英雄馬兆祥
投稿:徐潔   信息來源:彭陽縣委政府門戶網  日期:2015-07-01 【打印】【關閉

  馬兆祥,陜西省子長縣人。1919年8月生,1934年1月參加革命,193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先后任陜北蘇區秀延縣少共書記,紅一軍團二師政治部干事,政治協理員。抗日戰爭初期,擔任過慶陽縣少共書記,中共隴東駟馬關工委書記,中共甘肅西峰鎮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1942年至1943年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運動。1944年隨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進軍中原。1945年任新四軍第五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了中原突圍。曾任中原野戰軍第十二縱隊直屬炮兵團政治委員,江漢第一專區專員。新中國成立以后,歷任湖北省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工業廳廳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黃河三門峽工程副總指揮,湖北省計委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部的局長。1977年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主任、教育部副部長。1984年1月離職休養。

  1932年5月,不滿13歲的馬兆祥在三哥馬致祥、四哥馬天祥介紹下加入了兒童團。半年后,讀過書的13歲的馬兆祥被指定為第九區兒童團團長,此后,又擔任了秀延(今子長)縣兒童團團長。

  1934年春,揣著母親塞過來的兩個苞谷饃、兩個大洋和一串銅錢,馬兆祥在組織安排下離開陜北老家安定(今子長)縣,去大城市學習。半年后成為中央紅軍隊伍里為數不多的幾名參加長征的陜西人。

  1936年5月,為了鞏固陜甘寧蘇區,中央軍委決定西征。馬兆祥隨紅一方面軍出發。在攻打甘肅曲子鎮一條巷道的戰斗中,一顆子彈擊中了馬兆祥的腹部,鮮血從傷口里冒出。強忍著劇痛,馬兆祥把流出的腸子硬是塞了回去。這是馬兆祥在戰場上受的最重的傷。

  1938年,馬兆祥由慶陽八路軍辦事處調固原縣委工作,先后擔任統戰部長、宣傳部長、代理組織部長等職。在固原任職期間,他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情況,宣傳政策,開展工作,并只身深入虎穴,開展對敵斗爭。1939年春,固原縣委組織了一個工作組,有惠盈武、馬兆祥、白明昌、何仲發、席虎林參加,到各區去進行組織建設工作。首先他們到二龍山區籌建農會組織,暗里又加強區委建設。當時國共摩擦已處于緊張狀態,工作組剛開始工作,國民黨固原縣自衛隊中隊長盧建祥就派了一個小分隊進行監視、干擾。當工作組剛到東兒洼(在今小岔鄉小岔村)發動群眾,醞釀討論,會前又給當地聯保主任打了招呼,請他也參加抗日農民協會的成立大會。可是,國民黨地方自衛隊突然包圍了東兒洼,伺機進行破壞。工作組發現村頭上有帶槍的人,就盤問他們是干什么的?他們含含糊糊地說是自衛隊長派往別處執行任務的,到這里是路過,但他們鬼鬼祟祟地不走。工作組發現敵人的陰謀后,就立即轉移到山上觀察他們的動靜,不多一會兒聯保主任騎著馬帶著自衛隊進村了。馬光祥同志看到他們的背信棄義和明目張膽的進行破壞活動,特別氣憤,便帶了兩只手槍到聯保主任那里進行說理斗爭,在臨走之前,工作組進行認真分析,對敵人下毒手的可能性也估計到了,便作出了臨時決定:如果馬兆祥去后一個多小時還不回來,其他同志就趕快離開這里,準備營救馬兆祥同志,首先給七七○團五營營長劉茂恭同志說一下,叫他派軍隊出面進行武裝營救。馬兆祥一到他們住的院子里,聯保主任就“豬八戒倒打一耙”破口大罵:“八路軍搗亂了我們的工作。”馬兆祥同志義正詞嚴地和他們進行說理斗爭,揭露敵人的陰謀詭計,歷數敵人的罪行,直駁得聯保主任無言答對,就蠻不講理地把馬兆祥同志扣押了。

  惠盈武、白明昌等同志等了好長時間不見馬兆祥同志回來,斷定馬兆祥同志已被敵人扣押了,就決定由何仲發和通訊員席虎林同志趕快回縣委匯報情況,惠盈武、白明昌同志設法進行營救工作。事情很巧,當惠盈武、白明昌二同志剛轉過山頭不遠,就碰見國民黨二龍山保的保長騎著騾子過來了,惠盈武和白明昌同志采取果斷措施,將偽保長也扣了起來,并命令他給聯保主任立即寫信,讓他趕快釋放馬兆祥同志,否則就將偽保長作為人質,這時偽保長也急了,就馬上給聯保主任寫信,并表示對其粗暴行為特別氣憤。

  聯保主任接到偽保長的信后,無可奈何地向馬兆祥同志賠禮道歉,還假仁假義地說了好幾個誤會,極不情愿地“禮送”馬兆祥同志脫險。在這一次斗爭中,敵人失敗了,但由于后來的一再破壞,二龍山的建政工作也沒有開展起來。

  1938年冬天,國民黨固原縣縣長和甘肅省的一個參謀,到石家溝口一帶進行活動,表面上喊叫團結抗日,實際上搗亂破壞,利用各種借口和八路軍進行摩擦。這個參謀在講話中,口口聲聲說什么現在只有一個領袖(指蔣介石)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還公開否定聯合抗日的意義。當時馬兆祥同志正在石家溝口搞黨的地下工作,他以向國民黨固原縣長匯報工作為由,揭穿了國民黨的各種陰謀活動,特別是肆意歪曲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制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和國共兩黨“雙十二協定”中關于團結抗日的條款,迫其國民黨人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只得當面贊稱我黨的團結抗日政策。實際上,這時國民黨正開始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準備階段,因此上一部分國民黨上層人物經常到各地進行搞反動宣傳外,還派了好多特務,以做生意為名,到我們的統戰區進行活動,以開設小鋪子做生意為掩護。馬兆祥同志發現了這個情況后,和他們有意識的接觸了幾次,發覺他們的神態很不自然,在說話中漏洞百出,經過幾次接觸和有意盤問,他們十分驚恐,急急忙忙離開了統戰區草廟子。

  有一次,峁家堡子的民團頭子騎著馬,挎著指揮刀,很神氣地在石家溝口一帶耀武揚威,還把我們固原縣委保安隊兩個隊員誘騙到了他的民團里,對他們這種說一套做一套,陰謀破壞團結抗日的做法,馬兆祥同志及時對民團頭子提出抗議,揭發了他們口是心非的做法。在石家溝口的這段斗爭中,馬兆祥同志揭穿了敵人的好多陰謀活動,大大的鼓舞了群眾的斗爭熱情。1939年春天,國民黨靖遠縣的黨部書記,伙同蘭州的什么參謀,由固原縣自衛隊中隊長護送,到麻子溝圈進行破壞活動。他們在半個月前就虛張聲勢,說這次來麻子溝圈,定要把固原東部的紅軍踏平,要活捉紅軍干部。麻子溝圈的聯保主任搞了好多豬、牛、羊,準備了豐盛宴席早早迎接。這時國民黨自衛隊300多人簇擁著這位參謀氣勢洶洶,不可一世。他們一到麻子溝圈,就到聯保主任事先在南街布置好的講話臺上進行訓話,胡說什么“八路軍破壞了黨國的團結。”正破口大罵時,馬兆祥同志以中共固原縣委宣傳部長的身份登上了講臺,和國民黨靖遠縣的黨部書記進行了爭鋒相對的斗爭。當面揭發了國民黨假抗日、真投降,破壞國共合作,破壞團結抗日的各種罪惡活動。并以具體事實揭發了他們的保長抽大煙、耍賭博、胡作非為的各種不法行為,黨部書記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目瞪口呆,閉口無言。馬兆祥同志便當眾宣布:我們要開團結抗日的動員大會,愿意團結抗日的人民,現在到北街開會。這一宣布,群眾嘩啦啦一下走光了。當時面對國民黨自衛隊300余人,我黨也組織了相應的武裝,雖然人數不多,但武器準備的很充分,以臨戰姿態經過他們的講臺前,給國民黨自衛隊一個很大的震懾。這時我黨何仲發同志背著一支槍,拿著一把大刀,帶著抗日自衛隊進行訓練,加之這天逢集,來的人很多,他們對我們的底子摸不清,在這短兵相接、一觸即發的關頭,國民黨自衛隊沒有敢動,隨著會場的自散,他們也灰溜溜的走下講臺,連聯保主任準備下豐盛的宴席也沒顧上揮霍,就急急忙忙撤走了。通過這次斗爭的勝利,對麻子溝圈的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鼓舞很大,在群眾中樹立了我黨的崇高威信。時隔不久,固原縣萬安鄉的偽鄉長兼自衛隊長乘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三岔區煽動搞了一次反革命叛變,首先從第四鄉(白家川)開始。由偽民團團長指揮,他們利用這個鄉調動干部之機,鉆了空子。這個鄉的鄉長剛提為三岔鄉的副區長,支部書記白銀邦在曲子學習后留在縣保安科工作,四鄉暫沒有干部,由區上派去的幾個干部臨時負責,但這些同志情況生疏,對敵情不掌握。叛變一開始,就殺害了區上派去的倉庫主任茍永貴、組織科長王富周。緊接著國民黨地方自衛隊的搶劫叛亂,還把三岔鄉一位副區長家的牛羊牲畜全部趕走了。

  事變發生后,縣委派馬兆祥同志到有關叛變人員的家里,及時的進行宣傳解釋,揭發了這次反革命叛亂是由國民黨中央和甘肅省的反動頭子搞的,這是他們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的一次反革命挑釁事件,叛逃人員大部分是上當受騙。并號召他們的家屬,向叛逃人員帶話做工作,只要他們迷途知返,及早脫離叛變分子,我們既往不咎,也不歧視他們。通過我們揭露敵人的陰謀活動后,結合其家屬的勸返,被威脅利誘和裹脅去的人大部分回來了。

  家里遭遇洗劫的副區長將情況向縣委報告后,馬兆祥同志協同曲子縣保安科長白銀邦同志帶領50余人的保安隊追上了偽自衛隊分隊長的隊伍,他們正在茨灣(今彭陽縣馮莊鄉茨灣村)吃飯休息,我保安隊人員趕到后,將其打了個措手不及,把被搶去的牛羊全部繳獲來物歸原主。三岔叛變剛平息,為了穩定民心,震懾敵人,我七七○團三營由馬渠上來,在張崾峴住了一段時間。馬兆祥同志又帶了一個班的武裝人員到草廟、麻子溝圈走了一趟,通過我黨在政治、軍事上的雙重努力,將國民黨地方勢力瘋狂一時的囂張氣焰壓下去了,穩定了群眾的思想情緒,有力的維持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統戰區的工作。

  七七事變之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升級,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黨中央及時提出了動員各階層進行團結抗日的英明論斷,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對那些民憤不大,有一定民族氣節,要求抗日的紳士和官吏采取鼓勵他們投入團結抗日之列,以不記舊賬的方式和他們團結共事。馬兆祥同志先后在彭陽境內的堡子崾峴、楊坪等地開展了積極有效的統戰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

  馬兆祥同志在固原縣委工作的時候,下到各區后,經常利用晚上進行黨的組織建設工作。他在草廟區下鄉工作時,晚上大部分時間在劉自生同志老家上邊的山上進行黨員培訓工作,有時開支部會,有時開黨員會,有時進行個別聯系。單線發展黨員。到1938年底,草廟區已有黨員100多人。在麻子溝圈工作時經常到紅河野王家王兆璜這個支部里講黨課,將這個支部的黨員列了花名冊,分了小組,還對每個黨員強調了保守黨的機密,加強黨的紀律,履行黨員的義務是每個黨員的天職。馬兆祥同志協助紅河地下黨支部制定了一套有關黨員的規章制度,為紅河地下黨支部在十多年艱苦環境下,能堅持到全國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

  “文化大革命”初期,馬兆祥被劃為“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靠邊站。不久,馬兆祥與其他一些老同志開始接受勞動改造,清掃院落、廁所,撿拾垃圾,隨后,又被分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其間,馬兆祥大兒子去山西插隊,大女兒去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小女兒則投奔了北京一位老戰友。就這樣,一個家被分成了四處。直到1972年,馬兆祥才到北京療養。

  1977年春的一天,馬兆祥在公共汽車上看見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他鴨舌帽的帽檐壓得很低,可我還是一眼認出了他。”馬兆祥從人群中擠過去,輕輕捅了他一下。胡耀邦見是他,非常高興,相約晚上去家里聊聊。此后,在胡耀邦安排下,馬兆祥去教育部工作,擔任副部長兼辦公廳主任。

单机斗地主免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