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用《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
投稿:董曉彤   信息來源: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  日期:2018-12-28 【打印】【關閉

  毛澤東喜愛引古論事,然而以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多次引用同一首古詩則并不多見。清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所撰寫的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中的第125首,即“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按有據可查的文獻資料,毛澤東就用了三次。

  龔自珍的仕途并不順利,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能夠革除社會弊病,然而其政治主張并不為當政者所采納,最終也只能沉居下僚。1839年,48歲的龔自珍辭官南歸,也正是在歸途中,他寫下了著名的《己亥雜詩》,共315首。而毛澤東三次用過的這首,恰是其中的代表作。龔自珍曾為這首詩作過自序:“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詞萬數。道士乞撰青詞。”青詞,是道教中道士在祭神時獻給天神的祝文,因用青藤紙寫就,故稱為青詞。從序中可以看出,龔自珍途經鎮江,看到了祭祀道教天神玉皇、風神、雷神的活動,應道士之求而寫下這首詩。然而,這首詩的真正意涵遠非如此簡單。龔自珍正是借撰寫這一青詞抒發自己的心中意氣。他表達的是對清王朝上上下下一片晦暗無聲的不滿,對統治者限制選用人才的憤懣,他希望“大風大雷”的出現,震響天地,蕩滌污濁,讓社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景象,讓人才自由而充滿活力地生長。

  那么,毛澤東究竟是以哪三種不同方式、從怎樣的不同角度引用這首詩歌的?又分別借此表達了什么意蘊呢?

  一、改動詩句:闡發“黨性與個性問題”

  毛澤東第一次引用《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就對這首詩的詩句進行了改寫。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報告,講到“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中的“黨性和個性問題”時,引用了龔自珍這首詩的后兩句:“在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不僅社會上的人都有人格、獨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們黨的教育下,更發展了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這里我記起了龔自珍寫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只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講清楚這一點,對于黨的進步,對于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會有好處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頁。】

  七大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次大會。這次大會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夜、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大會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以及后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著名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為中國的前途命運指明了道路;也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寫入黨章。

  正是在這樣一次重要的大會上,毛澤東引用并改寫了龔自珍的詩句,從黨性與個性的關系角度賦予了其新的含義。這句詩原本是希望朝廷能夠不拘一格地選拔任用人才,而毛澤東在這里說“我勸馬列重抖擻”,則是強調在我們黨內,要不拘一格地選用人才,希望黨員在堅定黨性的同時,也能夠保有自己的個性。

  關于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他在七大上曾經進行過兩次專門論述。4月24日,大會第二天,毛澤東在向大會作口頭政治報告時,講到三個問題:路線問題、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關于黨內的幾個問題。在關于黨內的幾個問題中,毛澤東一上來就談了個性與黨性的關系問題;而在5月31日這次的結論報告中,毛澤東又再次提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之所以在七大上兩次講到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既是為了糾正一些人所認為的共產黨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的錯誤觀點,也是為了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增強黨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鼓舞與砥礪黨員們共同為民族獨立和解放而奮斗。

  毛澤東對于黨性與個性關系的認知,獨特而深邃,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站在全民族獨立的角度去看待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36頁。】他認為,在黨內、在解放區,人民有了比較充分的自由,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沒有人格、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他說:“人民有人格,我們黨也就有,人民都沒有,我們黨哪里會有呢?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5—416頁。】民族獨立、人民個性、黨性三者之間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個性”,而是站位更高遠,思考得更深入。

  其二,從辯證法的角度去看待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毛澤東認為,黨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40—341頁。】正是由于黨性和個性之間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所以才能夠“勸馬列重抖擻”,從而“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堅持黨性的大原則下,充分發揮黨員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

  其三,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個性進行了具體區分。毛澤東認為,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創造性的個性同黨性是完全統一的,而破壞性的個性則是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與黨性相背離的。我們要發展創造性的個性而反對破壞性的個性,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這是我們的黨性所要求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7頁。】。他就此舉例說,有些人所謂的“發展個性”,實際上是主張:我們擁護新民主主義,就必須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新民主主義,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主張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打日本,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反對汪精衛,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擁護汪精衛,才算是發展個性。這種發展個性,是我們堅決反對的。他針對當時黨內的情況特別指出:“整風中有黨性,也有個性;生產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軍事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政府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這種個性必須是與黨性統一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17頁。】毛澤東對兩類不同性質的個性的區分,有助于廓清黨內關于黨性與個性關系問題的疑惑,也表明了我們黨對黨性與個性關系問題所持的鮮明態度。

  二、引用全詩:激發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動性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看了河南封丘縣委《苦戰二十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的報告后,寫了一篇《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完整地引用了龔自珍這首詩。文中寫道:“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報把‘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沖破了。我現在向全國七十幾萬個合作社的同志們,以及城市里的同志們推薦一個合作社。這個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縣,叫做應舉社,很有些發人深省的東西。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頁。】

  毛澤東在這里提到的合作社指的是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舉社所在的地方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常年遭受自然災害,歷史上逃荒要飯、賣兒賣女的現象十分突出。1956年至1957年,應舉社社長崔希顏和黨支部書記崔若谷帶領全社社員開展生產自救,戰勝自然災害,改變落后面貌,極大提高了社員的生活水平。1958年3月20日,封丘縣委將應舉社依靠合作社集體力量苦干創業的事跡報告給了毛澤東。當時正在南下考察的毛澤東,讀到了這則報告并寫了這篇介紹性的文章,連同報告一起發表在當年6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創刊號上。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引用這首詩,是希望當時全國七十多萬個農業合作社,能像應舉社一樣,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奮發自強,戰勝困難,在一窮二白的中國大地上,開展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78頁。】。

  關于毛澤東引用這首詩的深刻用意,若我們聯系龔自珍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去看待,也許更容易理解。龔自珍一生都希望通過改革弊政挽救清王朝的命運,特別希望能夠突破封建束縛,積極發現和選好用好人才。他曾在《尊隱》這篇政論文中,抨擊清王朝對人才的束縛和殺戮而導致人才不再出現于“京師”而是進入了“山野”。他期望終有一日,“山中之民”能夠“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迸發出撼動一切的力量。龔自珍的思想無疑有其時代局限性,其所謂“山中之民”當然也與毛澤東心中的人民大眾有著不同,但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作些類比,他們都是各自時代所需要的積極進取、斗志昂揚的一群人。龔自珍批判腐朽、渴望變革的心境和對理想社會政治局面的追求,與這時毛澤東所期望的全國人民在新的社會制度下振奮精神,上下一心,不畏困難,熱火朝天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圖景,在某種程度上是契合的。正如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所寫:“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過去的剝削階級完全陷落在勞動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變也得變。至死不變、愿意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其他不適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徹底掃除這些垃圾,仍然需要時間;這些東西崩潰之勢已成,則是確定無疑的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77頁。】

  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在總結和反思過往的同時,也可以通過這樣一首被毛澤東引用過的詩歌,走近當時歷史條件下一代偉人的內心深處——那份在艱辛歲月中對國家建設和發展的熱切期盼,對人民群眾力量的信任與認同,值得我們感動和尊重。

  三、作詩化用:詠史自出機杼

  毛澤東是詩詞大家,他創作的詩詞題材所涉廣泛,其中詠史懷古詩就有多篇,1958年創作的《七絕·劉蕡》就是其中一首。正是在這首詩中,毛澤東化用了《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中“萬馬齊喑究可哀”一句。《七絕·劉蕡》全詩是這樣的:“千載長天起大云,中唐俊偉有劉蕡。孤鴻鎩羽悲鳴鏑,萬馬齊喑叫一聲。”

  劉蕡,中唐時人。828年,朝廷發詔舉賢良方正。劉蕡對策痛斥宦官專權之害,力勸皇帝誅滅宦官,言“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四兇在朝,雖強必誅”。當時的考官贊賞劉蕡的勇氣和文才,但又懼怕宦官專橫,恐殃及于己,最終沒有錄用他。835年,地方節度使令狐楚、牛僧孺相繼征召劉蕡為幕府從事,授秘書郎職。后劉蕡因宦官誣陷而獲罪,貶為柳州司戶參軍,客死他鄉。毛澤東不僅專門以劉蕡為題作詩一首,還對《舊唐書·劉蕡傳》進行了批注。毛澤東非常欣賞劉蕡的策論,在策論的開頭處批注了“起特奇”【《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頁。】三個字加以稱贊,又在結尾處批寫“以上導語,以下條對”【《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229頁。】,雖寥寥數語,卻對劉蕡及其策論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這首《七絕·劉蕡》中,毛澤東盛贊了劉蕡的勇氣。這首詩的起句就說,在跨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劉蕡是當之無愧的中唐俊杰。他敢于直諫、不畏強權,令人景仰,然而他也因此不斷遭到宦官的中傷和打擊,恰如羽翼遭到摧殘的“孤鴻”一般。在末一句中,毛澤東自出機杼,化用了《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中的“萬馬齊喑究可哀”,將其改為“萬馬齊喑叫一聲”,描寫的是劉蕡盡管遭受壓迫和打擊,但依然能夠在沉悶的政治環境中,提出振聾發聵的主張。 “萬馬齊喑”最早出自宋代蘇軾在《三馬圖贊》中所寫“振鬣長鳴,萬馬皆喑”,龔自珍化用前人詩句,創作為“萬馬齊喑究可哀”。而在這里,毛澤東反其意而用之,將與“萬馬齊喑”相搭配的詞語,由“究可哀”改為“叫一聲”,使原詩中本來所表達的對政治氛圍的憤懣哀嘆改換成了稱頌劉蕡不懼黑暗、敢于發聲的勇氣。這只“孤鴻”拖著被“鳴鏑”傷害的身軀,向著沉寂的天空,發出巨大的聲響。這里的“孤鴻”意象也因此在古典詩詞意象中變得獨特,與“飄渺孤鴻影”“孤鴻號外野”等句中的“孤鴻”更重“孤獨”相比,這里的“孤鴻”增添了一份悲壯而自強的氣息。

  毛澤東之所以在這首詠嘆劉蕡的詩歌中聯想到龔自珍的詩句,與龔劉二人經歷與個性中存在的某些相似之處當有一定關系。二人都是一介書生,渴望以科舉入仕,匡扶朝政。他們都勇于直陳對朝政弊病的看法,甚至都在考試策論中直言進諫,這種勇氣與擔當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而他們也都因此遭受當權者的迫害和打擊,志不得抒,沉寂下僚。劉蕡和龔自珍二人精彩絕倫的策論、勇于進諫的精神、不畏強權的勇氣,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共鳴。

  綜上,毛澤東三用《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用的方式各不相同,表達主題也各有側重,但萬變不離其宗,而這“宗”就是龔自珍詩歌中始終蘊含的為國計民生考量、為沖破黑暗鼓與呼的追求,而毛澤東對其的引用、化用,根本目的是古為今用、以古鑒今,服務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實踐和從事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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